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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大可:中国文化一定是“杂交”的结果

来自:admin 日期:2018-02-27 浏览次数:
采访嘉宾:朱大可(1957年-),当代文化批评家、小说家、随笔作家。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,现任同济大学教授。以苛评闻名,是中国当代的批评家之一。着有《燃烧的迷津》、《逃亡者档案》、《聒噪的时代》、《十作家批判书》、《话语的狂欢》《记忆的红皮书》等。近期出版新著《华夏上古神系》,从源头上探寻华夏文化。
 
  采访者:共识网刘一非,王梦瑶
 
  中国是世界体系的受益者与推动者
 
  共识网:感觉您这本书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很大的挑战,过去我们研究自己的文化都是在自己的圈圈里打转,很少跟世界联系起来。
 
  朱大可:因为中国传统的学术就是不断地造各种各样的围墙,造一个监狱把自己关进去,这种画地为牢也叫做学术?其实是很可笑的逻辑。首先,我想,这本书的出发点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:重新回到世界体系中。也就是要讲清楚中国跟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。
 
  首先,中国是世界文化体系的一部分,同时也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一部分,是世界器物体系的一部分,是世界人种体系的一部分,是世界复合体的组成部分。虽然我在书里主要从神话角度描写世界体系,但实际上,曾经有过一个很伟大的世界体系就是青铜。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孕育出青铜文明以后,向西发展就成为希腊文明,然后向东发展出印度、波斯、华夏文明,这样就形成一个所谓青铜文明的全球体系。这个体系非常辉煌灿烂,以前我们一直以为它是各自生长的集体无意识结果,彼此之间没有关联,但考古学已经发现,这其实是一个传播的结果。传统人类学的逻辑起点,就是企图描述一个共时性的文明结构,认为人类拥有共同的基因,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,这个说法不是很靠谱。我认为荣格式的集体无意识固然有一定作用,但文明的核心,却主要是传播的结果,因为互相传播和影响,就形成了共同体。所以我在书里面提出“亚洲精神共同体”的概念。我提得还算比较保守,实际上应该是“人类精神共同体”,因为这个共同体的外缘,还应包括北非、希腊和美洲。正因为各文明之间有着远超出我们想象的交往,才形成这样一个世界体系。
 
  另一个世界体系就是比青铜文明更早的彩陶文明,当时也遍及整个世界。彩陶文明源于西亚,却在东亚和中亚交界处、也就是以中国甘肃地区达到发展的最高点。甘肃出土的齐家文化彩陶,显然是全球彩陶的巅峰,器型的多样性、纹饰的复杂性和漂亮,都无与伦比。但考古学家已经发现,它跟西亚和南欧彩陶有某种亲缘关系。它的器型跟土耳其彩陶相似,而它的梳形纹则源于俄罗斯草原。
 
  在这样的世界体系当中,中国是这个体系的受惠者,比如说是中国是苏美尔青铜文明的受惠者,但是中国又发展处一个独特的、完全属于自己的青铜铸造和纹饰体系,这样我们就不仅是它的受惠者,也是这个体系的推动者,我们不仅接受了青铜文明,而且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青铜文明。
 
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丝绸文明,我们是这场文明的原创者和推动者,因为这个体系是源于中国的,然后发展出一条技术和产品的贸易输出道路,欧洲人叫它“丝绸之路”。但丝绸之路不是汉代张骞打通西域之路才开始的,实际上,早在商朝,就已经有了南方丝绸之路,是通过丝绸原产地四川,经过云贵高原,沿缅甸、印度、阿富汗进入波斯,并由波斯人转运到希腊和埃及。希腊人跟着波斯人称中国为丝国,也就是“Sin”。这个词过去一直被误认为是“秦”,但实际上就是“丝”的发音。这样一个世界性的、跨三大洲的贸易体系,在公元前2000年到1000年之间就建立起来了,远远超出中国历史教课书所描述的时间节点。在青铜文明方面,我们既是它的受益者,也是它的推动者,而在丝绸文明方面,我们是相对单一的推动者(以后才有波斯人学着用当地的桑叶养蚕、缫丝和编织地毯)。不管怎么样,中国在古代全球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这就是我这本书的一个逻辑起点,不从世界性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问题,就永远看不清它在这个体系中的意义。
 
  中国文化是杂交的结果
 
  共识网:您在书中提到,民族主义的学者喜欢把原因单一化,建立一种“单一起源”的思维模式,这种思维支配了从学生到学者的很多人的脑袋。
 
  朱大可:他们强调“多元起源”的目的,是为了强调“单一起源”,强调中国是高度自闭、自给自足、自生自灭、独立发生和成长,跟外界没有任何关联的民族。他们喜欢强调这个——所谓人种、物种、器物原创的高度自足性。这种观点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相,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幻觉而已。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明开始,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的西亚以及中亚草原文化进入的痕迹。这种交流的痕迹,在考古学上已经被充分证实。
 
  华夏文明的成分构成,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。生物人类学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,最早的中国人是来自非洲的殖民者,我们把他们叫做“土著”(第一次世界体系的形成,就是非洲人向全世界扩张所造成的。但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扩张。他们人口又不多,新殖民地的猎物足够他们享用,为什么还要不停地跑啊跑,一直跑到美洲去,这个内在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啊?他们到底接受了谁的指令?这个现在还没有办法解释)。不管怎么样,我们看到非洲人从越南进入中国广西、然后散布到全中国去这样的漫长过程。这些人形成了农耕文化的基本图景,在东部沿海地区住下来的,后来被叫做“东夷”,它的北端发育出红山文化,它的南端发育出良渚文化。但还有一部分是从西边过来的,从中亚和西亚不停地进入中国,大约在公元前4000-5000年时形成第一个高潮,后来便一波一波的过来,一直持续到金元殖民地时期。最早形成的是半游牧半农耕的仰韶文化,然后形成了齐家文化,包括夏和周。夏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典型的西域品种,它是半游牧的,带来了西亚的小麦、牛羊和彩陶,而东边的“土著”则是种稻子、养猪和做黑陶的。
 
  神话里面的炎黄大战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。炎帝族代表东夷,是本土的,黄帝族则是西来的——在考古学方面,这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,但民族主义不能接受这个事实,因为它不符合所谓的“历史常识”。炎帝族和黄帝族的冲突是极其血腥的,双方发生过至少两场大战,杀得死去活来,并由炎帝族落败而告终,它被迫向南退却,跟南方土著结合,成为所谓“南蛮”。整个中原都被黄帝族所占领。然后他们的大母神黄神,就变成中国的神,被尊之为“黄帝”,这是必然的。通常的规律是,游牧民族因为战斗力特别强悍,通常都是战争的胜利者。这也是整个中国的历史逻辑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,游牧民族不断入侵,原住民不断溃败,游牧民族最终成为征服者和统治者,就这样不断地混血、混血、混血。所以,中国人一定是杂交的民族,中国文化也一定是杂交的结果。
 
  草原的肉食牧人往往更彪悍和强势,他们变成了国王和贵族,而本地的草食农夫比较孱弱,所以总是落败,成了被统治者。你看清殖民地不就是这样吗?汉族是被统治者,满族是少数人,但他们却能统治汉人,元殖民地也是一样,蒙古人是属于少数派,却是统治整个中国的主人。上古时期的历史逻辑难道不是也一样吗?同样一种逻辑,为什么这个你能承认,而那个却不敢承认呢?
 
  有人说我的观点是“西来说”的延续,我说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,我主张的主要不是“西来说”,而是“杂交说”。我认为中国文化分为三个部分,它的主体部分是杂交的,但也有少数部分属于“本土”,还有少部分属于“西来”。
 
  共识网:这种批评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,而不是文化的原因。
 
  朱大可:对,被教科书洗脑之后,他们就觉得我这个说法不得了,是异端邪说。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常识,是历史演化的基本逻辑。
 
  “同化”是种族主义词语,应该慎用
 
  共识网:大多数人都觉得能够同化其他民族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能力。现在得到普遍认同的说法是,中华文化能够延续至今,就是因为能够同化那些不断入侵的外族。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呢?
 
  朱大可:我完全不认同这种观念。第一是“同化”本身是一个种族主义概念;第二是谁同化谁根本就不清晰,什么是“同化”这个概念也不清晰。
 
  查看一下历史,其实你很难说是谁“同化”谁。农人有“同化”牧人的部分,牧人也有“同化”农人的部分。我们现在吃的牛羊肉、小麦食品、身上穿的短卦(胡服),都是从“戎狄”和“胡”那里学来的,这到底是谁在“同化”谁呀?当然是牧人“同化”农人啦。历史上也有本地人同化胡戎的例子,那就是丝绸了。我觉得正确的说法是互相渗透和融合。打个不太合适的比喻,你爸爸跟妈妈究竟谁“同化”谁啊?生出一个小宝宝来,既有爸爸的基因,也有妈妈的基因,这不是谁“同化”谁的问题,而是对等地互相融合。现今的汉文化,就是一个父本跟一个母本不断杂交的结果,当然这个父本在不断变化,母本变化得比较少,最后形成今天的华夏文明。从生物学的立场看,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杂种。我一个朋友在复旦大学做的基因测试,一查吓一跳,因为他祖上是西斯拉夫人。据说现在2000块钱做一次。建议大家都去做一下这种血缘寻根,然后你的观念就会有很大的改善。
 
  中国人是相当精神分裂的。许多人坚持大汉民族主义,却又把那些华夏历史上的被殖民时期视为自己的“朝代”,这是特别可笑的事情。比如元朝,它哪里是中国的朝代呀?分明是蒙古人的殖民统治期,清也是,就是一个满族人的殖民统治期,根本不是中国人自己的“朝代”,因为它建立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。南北朝更不是朝,那是天下大乱。这些都是历史观念的严重误区。
 
  我觉得使用“同化”这个词有很大问题。撇开那些历史恩怨,以现代性的立场看待历史,“融合”这个词比“同化”更加公正、科学和理性。融合就是互相都有东西拿出来,放到一起,游牧民族的那些生活习俗、语言、绘画、音乐也会渗透到汉族里面去。比如北京话,受到蒙古语和满语的深刻影响,近代上海方言里的主要俚语,基本上都是洋泾浜英语,是英语和吴语的混合物。而吴语里则有许多突厥语成分。你自以为“同化”了别人,其实被人家“同化”了都不知道。“同化”这种词本质上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词,有强烈的文化歧视倾向,应该慎用,而代之以“融合”,只有这样,才能认同和表达平等杂交的优势,鼓励各个民族之间走向和睦与和谐,并忘掉那些历史上的战争创伤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更理性地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。
 
  共识网:历史也是人为的书写。
 
  朱大可:就是啊,人为的书写,把自己刻意写成文化胜利者,而被“同化”的就是失败者,这多喜剧呀,这不是阿Q精神吗?
 
  共识网:所以炎帝被污名化了。
 
  朱大可:所以说到底是谁同化谁呢?那不就是夏同化了夷吗,但是实际上夷才是“土著”,才是华夏的本土居民啊。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做了什么荒谬的事呢?把外来移民当作本土居民来研究,这不是在颠倒历史真相吗?这种谬见居然成为现在主导的历史观,还花了几个亿的百姓血汗钱在研究,这是很危险的,它只能强化历史教科书的谎言特征。在这方面,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易华先生,写了一本《夷夏先后说》,对此有很好的阐述,建议读一下,会有很大的收获。
 
  跨界方法与跨界思维的杂交优势
 
  共识网:有人对您这本书的写法,评价说,不太像学术书,反而像小说。
 
  朱大可:谢谢,这是在骂我吗?我怎么感觉是一种赞美呀!这本书对于神话和玄幻小说来讲是非常好的素材,曾经有一个做游戏的小朋友对我说,里面的东西可以直接拿来做游戏。我自己都打算写神话小说了。是的,这种写法是有争议的,但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现在一些历史学家,最讲究严谨的、真实的历史学家,都开始有大不一样的写法了。耶鲁大学历史系的史景迁,年鉴学派的美国代表,曾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,在史学界地位很高,但他就敢搞“反历史主义”的叙事。在《王氏之死》里,有一段关于王氏梦境的描写,写得很美,但完全是虚构,非常大胆,远远越出了传统史学的框架,但居然能没有人敢公然提出质疑,反而中国很多年轻的历史研究者在模仿他。他还喜欢引用中国神鬼小说作为史料,像蒲松林的《聊斋志异》,这在传统史学看来是离经叛道的。另外有个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,也是年鉴学派的,写一本《万历十五年》,也是故事化的叙述,在史学界和读书界都很有影响。跟他们的故事化程度相比,我的这本书还是太“一本正经”了。
 
  共识网:您的观点是在写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吗?
 
  朱大可:已经形成了,虽然我这本书里面主要是谈论神话,不是主要谈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,所以没有着重去分析历史观,但是毕竟这是写作的基础。这个历史观的核心,就是拥有一个世界性观念,要打破种族的边界,视界上是如此,同时方法上也应该是跨界的。最近出了好几本书,像阿城写的《洛书河图》,尤其是刚才说的易华的《夷夏先后说》,基本思路都比较接近。这一类的书这几年出了不少,好像是个正在起来的潮流,而且有意思的是,作者都是跨界的。像易华原来是学生物的,阿城是作家,我呢原来是搞文化研究的。为什么跨界的反而能够有所突破呢?那就是融合和杂交的优势。
 
  有的人说,哎,你这个不专业,其实他讲的专业就是只用一种单一方法,比如说你是考古的,那你只能用考古的方法不能用符号学和人类学的方法。这是学术界不成文的潜规则。但我干嘛要受你这个限制?我这个研究,最初从符号学进入,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研究领域,用符号学做神话研究是天经地义的,但是我也借用了精神分析、人类学、神学、历史学、考古学,尤其是语言学的方法。单一工具是远远不够用的。这就像做外科手术一样,手术盘里有很多工具,在手术的过程当中,到了哪一步,就要换用什么工具,各种镊子、各种钳子、各种拉钩、各种骨剪、各种锯子、各种缝针,各种线,等等,等等。整个手术过程中要不停地换,多达几十种工具,完全按需使用。凭什么说只能用一把手术刀把这台手术做完?学术视界应该全球化,而学术工具应该高度多元和多样化。那种号称自己很“专业”的人,大多不懂这个最简单的道理。
 
  共识网:您是不是还用了一种“知识考古学”的方法?
 
  朱大可:你说的是福柯的概念。福柯是试图把复杂的工具系统用一个名称统一起来。
 
  共识网:您还用了很多研究语义和语音的方法。
 
  朱大可:语言学方面呢,我借用了一种“古音构拟”的方法,来自郑张尚芳的《上古音系》。这是得到国际承认的上古语音学成果,基本上还原了周朝语词的发音,虽然在一些细节上,语言学界还有分歧,但是总体上是差不多的。用这个构拟的音系去研究先秦是最好的,因为只有用周朝的发音,才能正确诵读周朝的文本。当然要是能研究出商的发音就更好了,但目前基本上没有可能,因为没有文献支持。周朝不管怎么样还有《诗经》啊,通过《诗经》的韵律还可以大致还原这个音系,这是孔子的伟大贡献。很早以前有人通过唐诗构拟了中古的语音。现在先秦的构拟也已经完成,它对我写这本书是一个很大的支持,如果没有对上古音系的了解,我们就无法解决神名发音的难题。因为神话首先属于口传时代,远在于文字发明之前。所以对于上古神话来讲,语音是最关键的要素。
 
  这本书主要的方法之一,就是通过语言考古,建构了全球“巴别神系”。按照圣经旧约的寓言,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座伟大的巴别塔,它是人类精神的象征。造塔的人说同一种语言,我称之为“巴别语”,他们也崇拜同一个宗教和神系,传颂同一种神话,这就是“巴别神系”和“巴别神话”,然后在苏美尔那个地方被“上帝”变乱了,人们跑到世界各地,思想、信仰和语言都发生了分离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寓言,它暗示了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化。但我发现,在变乱之后,神的名字的字头,还是没有变的,经过很长时间大部分都还保存,它是一种“达芬奇密码”,你也可以叫它“朱大可密码”,是我找到“巴别神系”的重要线索。
 
  这本书主要的贡献,就是通过神名因素标记找到了“巴别神系”,这个在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上面,此前还没有人做过。我想这个东西会对认知全球体系的形成有所帮助,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神话证据。
 
  共识网:如果说神话体系最早是从非洲出来的,那么埃及的神话体系是不是最接近巴别神系的版本?
 
  朱大可:有可能是这样,但是埃及文明后来有一个希腊化的过程,希腊人改造了埃及神话,我们现在看到的埃及神话是被希腊化的,已经不那么纯粹了。好多神的名字和事迹做了改变,但是还是部分地保留了它的初始面貌。
 
  共识网:您在书中提到了“原型”,这个原型跟荣格所说的“集体无意识原型”是一样的吗?
 
  朱大可:不一样,我这里是“文化原型”,并不是荣格那个心理学意义上的“原型”。荣格的意思是,人类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,共享着一套相似的无意识心理结构,东西方都有。而我认为,文化主要是一种在交流互动和彼此刺激的情况下形成的,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。我的“原型”概念,就是指一种来自外部的刺激物,它能够激励人进行创新,例如印度的《吠陀经》和《奥义书》刺激老子在“老人哲学”方面做了巨大的创新。
 
  荣格通过阅读中国道教文献来掌握炼金术的秘密,并以此为原型刺激物,探寻神秘学里的心理原型,这种跨界和跨文化的思维,西方人能有,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呢?
 
  共识网:如果按照拉康的理论,您的工作就是想从符号界返回到想象界,这个工作应该非常难吧。
 
  朱大可:很难,我们现在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东西,做的是很粗略的工作,但也已经非常累了,素材太多了,也很容易出纰漏。但我自己的态度是不怕出错。要敢于出错,因为不出错这个工作就没法做了,只有上帝能写出无错的文本,只要是人写的文本,就一定会有错,有错没有关系啊,听取意见,然后反复修改。目前看来虽然没有出现硬伤,但还是会被人质疑,比如考据不够严密,证据不够充分、论证方法有问题之类。但随着新的考古学发现,这些将会不断被补充、调整和完善。例如,在这本书写完之后,又冒出了一系列新证据,进一步证明波斯帝国是秦帝国的政治/文化制度的原型。所以,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文本,它拒绝闭合。以前我们出的书经常是自我闭合的,出完拉倒,第一版就是终结版。我跟东方出版社达成一个口头协议,这本书可以一直修改下去,不断出修订版,许剑秋总编很认同这种想法。我想,等到这本书出到第十版的时候,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完善了。另外,我的理论是一张大网,中间的无数个洞,要由年轻一代的学人来填补。它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。
 
  我最欣赏的“宗教”是“墨教”
 
  共识网:您是否认可这种说法,即儒教是把神给世俗化了,而基督教是把人给神化了。
 
  朱大可:这说对了一半。儒教是把神世俗化,但基督教却不是把人变成神,而是把众神变成唯一神。把人神化的是中国的道教,它主张人通过“修炼”达到永生,也就是成为神仙。“仙”这个字,一半是人,一半是山,指的是远离世俗、住在深山里的那些有神通的隐士。另一方面,中国人把神祇说成自己的祖先,也就是一些凡人。中国人自商周两朝就有祖先崇拜,而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更加理性地建构祖先崇拜,在学术上完善了这个体制,以此树立“天子”的权力合法性。为了证明合法性来自从祖先继承来的神圣血统,所以司马迁把彼此没有关系的神祇,垂直地编在一起,把他们说成是父子相承的关系,一个生一个,形成某种漫长的血缘链。那些安排不进去的神就被舍弃掉了。这就彻底瓦解了中国神话,令这方面的研究变得困难重重。
 
  共识网:在这些宗教里,您比较喜欢哪一个?
 
  朱大可:我不太喜欢儒教,因为儒教的所讲的自由是建立在其他人不自由的基础上的,“三纲”的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,强调人的管制与服从关系,是一种不平等契约。孔子认为这种结构才是国家稳定和个人成功的基础。这使很多当代中国人对成功、民主的理解产生偏差。“我的成功是建立在你不成功的基础之上的,我的民主是建立在你不民主的基础之上的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马云也未必是一个成功者。以前出过一本书叫《自私的基因》,作者道金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论证,“自私的”人为了使基因传播下去,跟其他人实现合作、共赢,最后反而表现出无私的品格。而传统儒家却是相反的例证。
 
  佛教呢,中华文化引进佛教是为了解决对死亡的恐惧。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不畏惧死亡的,从伍子胥的故事可以看出。伍子胥被通缉,在逃亡的路上,摆渡的舟子、指路的渔夫和樵夫帮助他,但为了怕消息走失,就投河自尽了。春秋战国时期的这种为陌生人赴死的故事非常多。但是从两晋南北朝之后,由于连年战争和黑暗政治,朝不保夕,人们开始畏惧死亡和热爱生命。那个时候妄议朝政就会招来杀身之祸,所以大家都不谈啦,所以就出现了竹林七贤,躲在竹林里面去喝酒纵欲,炼丹和熬药,为的就是享乐和延长生命。但道教的炼丹术成功的很少,所以就引进了佛教,南朝四百八十寺,非常兴盛的样子。佛教以生死轮回西方极乐世界的模式,消解了中国人对死亡的恐惧。
 
  说到死亡呢,很多宗教里都有关于死神的叙事,它是一种阴郁的符号。中国神话里原本是有一位死神的,但因为中国人对“死”的恐惧和忌讳,以为喊“死神”的名讳,就把他招来了,于是把“死神”的称呼给改了,改成“冥”,其实就是死神,这个神后来在中国神话体系里消失了。直到佛教进入中国,外来的“阎魔王”这个角色才填补了死神的空缺。
 
  在中国本土的范围里,最值得关注的学说是“墨教”,也就是“墨学”。经过考证,墨子可能是一个拉比,或者是拉比的后裔,他的学说,跟古希伯来教有密切关系。墨家倡导博爱、平等,和平、节俭,这些跟儒家很不相同。儒家的“仁”只爱自己认识的人,同时它的“三纲”,还进一步强调等级关系,因此墨家和儒家在价值观上是对立的。春秋时期,墨子曾经担任宋国大夫,可能受这个影响,宋襄公是信奉墨家的。他是一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,同时非常讲究诚信,他跟楚国打仗,大臣劝他趁敌军渡河的时候去偷袭,他不肯,敌军上岸之后还没稳住阵脚,劝他这时候打,他还是不肯,最后就只能落得大败的下场。毛**曾经嘲笑他“蠢猪式的仁义道德”。当然,墨家的信念,是信奉“兵法”、“厚黑术”和“计谋学”的流氓主义所无法理解的。这个饱受嘲笑的学说,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,可以拿来跟人类共同价值进行无缝对接。
 
  共识网:后来,这些传统文化中的“宗教”都断裂了。
 
  朱大可:新文化运动口号是“打倒孔家店”,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全盘否定儒学,说它“吃人”,这是很严厉的批评,它意味着包括儒教在内的中国历史传统,在20世纪中国大陆的死亡。传统文化彻底崩溃,西方现代伦理也没有进入,这种价值虚无,为20世纪流氓主义的发育和生长,提供了最大的空间。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,在方向上完全是相反的。新文化运动倡导全盘西化。五四运动则教会中国人排外,也就是在所谓“爱国”的正义名义下,可以施行各种形式的暴力——打人,砸人财物,甚至纵火焚烧人家的房子,这些行为模式都源于五四运动,它后来成为文革的重要样板。反思文革,就必须同时反思五四运动。它们是同一条线上的事物。
 
  现在的儒学热和国学热,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,把一大堆垃圾当宝贝供奉起来,有的地方政府大肆倡导“二十四孝”,提倡变态的“孝道行为”,成为一个文化笑话。正如袁伟时先生所说,当下流行的所谓“儒学”和“国学”,对外排斥西方先进文化、对内排除“思想异己”、对上谄媚、对下装神弄鬼。这样的“传统”,只能把中国人推回到旧帝国的黑暗之中。